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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尼奧》封面 |
范德海登在2011年三月完成這本書。這本書多達六百三十多頁，因為十分感人，幾乎把所有托尼奧的事情都寫了進去，因此出版一年內熱賣了16刷。
這樣受歡迎的程度，也讓它贏得2012年Libris Literatuur Prijs，還有2012年荷蘭國家文學獎(NS Publieksprijs)首獎。頒獎當天，由媽媽梅楊(Mirjam)代替作家爸爸阿德烈出席領獎，場面很是感人(見文末圖片)。全書主要的基調就是緬懷自己的獨子，並描述自己如何從深沉的悲傷中和配偶一起自我療癒，走出陰霾──儘管這條路很漫長。
各大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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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烈‧范德海登 |
「驚人之作。范德海登用鮮明又虛擬的方式來記念自己的兒子。」──阿姆斯特丹《論壇報》(Het Parool)
「《托尼奧》這本書屬於最強而有力的一類作品：描寫人性的常理怎麼對抗敵人、死亡和虛無。」德國《世界報》(Die Welt)
名列多產作家的他，至今已出版過逾20本作品。www.afth.nl上有更多關於范德海登的介紹和作品。
以下就是《托尼奧》的簡介。
全書主要分兩大部分，「黑暗的五旬節」(Zwarte Pinksterdag)和「黃金雨」(De goudenregen)。前者主要是講述托尼奧發生車禍當天和過世不久後的生活與回憶，後者則是用較抽離的方式看待喪子之痛。
2010年的五旬節(五月)當天清晨，阿德烈(Adri, 即作者)被鬧鐘給吵醒。他準備開始為時100天的寫作計畫，以完成他的新書Kwaadschikt。然而，這天的過程卻將和想像中相去甚遠。有兩名員警找上門來，在阿德烈家門前告訴他自己的獨子托尼奧(Tonio)在阿姆斯特丹馮德爾公園(Vondelpark)被一輛汽車給撞上，狀況危急。事發時間大約是清晨四點半。
阿德烈和太太梅楊乘坐警車前往醫院。在途中，阿德烈就開始了一連串的回想，包括梅楊產下托尼奧當天的情景。梅楊經歷了許多痛苦才產下托尼奧，阿德烈在托尼奧出生當天突然有了一種責任感：他一定要好好保護這名兒子。
此後阿德烈的生活變得相當謹慎，而且十分關注自己的兒子。托尼奧上游泳課時，每次他都會擔心是否會出意外；自己出門散步時，也不敢在外面久留，就算外頭播放著足球賽實況轉播也無法讓他流連佇足。阿德烈始終很擔心自己沒扮演好兒子的「保護者」角色。
書中還描述到了阿德烈一家去法國度假的經過。當時他們在法國認識了來自荷蘭鹿特丹的范佩西一家人(Van Persie，其中一名年紀稍大的孩童就是當今知名足球明星羅賓‧范佩西，Robin van Persie)。後來，托尼奧和羅賓‧范佩西的命運還會重疊。托尼奧當時年紀還小，但卻受到了羅賓‧范佩西的兩個妹妹的喜愛。
回憶的列車開往了阿德烈和太太梅楊的第一次婚變。阿德烈需要自己的空間來寫作與累積靈感，卻得不到梅楊的諒解。梅楊漸漸疏遠自己的先生，在外頭認識了一位男性友人，並體認到自己必須將和阿德烈的關係結束，因為自己還是深愛著阿德烈，希望他早日重新開始新的人生。不料，沒幾天後梅楊的手提包被偷，裡面裝有家裡鑰匙，出於防衛心理梅楊索性將家裡的鎖給換了。阿德烈當天回家不得其門而入，馬上想到大概是梅楊和情夫在偷情。這段婚外關係就在當晚被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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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德海登的獨子托尼奧‧范德海登 |
故事隨即回到了現實。到醫院後，醫生宣布托尼奧的處境不樂觀，其他施救方式恐怕都是多餘。雖然托尼奧一息尚存，但恐不會維持太久。不久後托尼奧停止呼吸，法醫宣布死亡，並開始對托尼奧的傷口拍照。這再度讓阿德烈想到托尼奧剛出生的情景。托尼奧出生後，護士曾用拍立得拍下這一家人新生的喜悅。
阿德烈與梅楊開始通知親人這項不幸的消息。梅楊打電話給自己的父母，爸爸Natan和媽媽Wies。梅楊並不喜歡自己的媽媽，她認為媽媽是個愛擺架子、裝腔作勢的人，媽媽和她也合不來。阿德烈自己的雙親已逝，但有一個住在西班牙的兄弟和嫂嫂(患有癌症)，兩人接到電話馬上答應搭飛機過來。
阿德烈又想到托尼奧高中畢業時的情景。他記得同學都把托尼奧稱為「胖熊貓」。他不禁開始懷疑托尼奧和自己是不是長得很像？是不是和異性相處也有困難？他想到另一張托尼奧高中畢業的照片，不禁自問：托尼奧還是處男之身嗎？他和照片中的女孩畢業當晚沒有發生任何事情嗎？
離開醫院前，阿德烈必須簽屬一份文件。他想到托尼奧也喜歡在書本中簽名作記，也想到他和年幼的托尼奧在托尼奧自己的書一起簽名的情景，甚至看到了那本書打開在簽有「托尼奧」的那一頁。當晚，梅楊卸下心防，憂傷地告訴阿德烈，「那是我們唯一的小兒子啊......」然而儘管如此，失去托尼奧後兩人的生活像硬生生隔了一道看不見的牆，長滿了難以修剪的藤蔓。
全書至此進入第二部。2010年的第二個五旬節(六月)，阿德烈必須為托尼奧舉辦葬禮。他想要辦得簡單隆重，於是決定選出一張托尼奧的肖像當作卡片封面，寄給他們比較親的朋友，希望大家記得托尼奧英氣風發的一面。此外他們也決定不讓來賓瞻仰遺容。
葬禮當天的來賓不多，阿德烈當天的演說甚至沒有從西班牙來的哥哥多。他哥哥不知道托尼奧的死因，演說中一直強調托尼奧是個有趣的姪子。這當中阿德烈一直感覺，自己似乎還不知道托尼奧人生中的最後一晚所約的照片中，有一名出現在合照女性，這神秘女孩到底是誰。他聽說兩人原本要去一間叫Paradiso的舞廳，但經詢問了托尼奧的朋友後，並沒有人知道這名女子。這個女性友人今天也應該出席的。阿德烈決定去找出這名女性友人的下落。
葬禮結束後，阿德烈一家人在自宅共進晚餐。Wies開頭便說自己也不想活了，想去陪伴托尼奧。但正如前所述，Wies是一個情緒化的人，阿德烈將托尼奧的訃聞刻意留到葬禮當天才刊登，她卻還是引來了一票媒體。阿德烈對此很感冒，他不喜歡無法將現實和虛構劃清界線的人，Wies像是在演戲。阿德烈，也就是作者自己，此時甚至自暴自棄地只想大醉一場然後打自己的太太──因為這本書裡的角色也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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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烈‧范德海登父子。攝於1988年 |
阿德烈和梅楊夫妻倆選擇暫時與世隔離，到一個郊外的小農場去，並把所收到的慰問卡片全部帶去，一一打開來看。當中有些卡片寫得感人至深，但也有令人作嘔的陳腔濫調。
後來，阿德烈總算從托尼奧的朋友臉書中，打聽到這名照片中的女孩叫做珍妮。這激起了阿德烈找出她來的強烈意願，想知道為什麼最後他們沒有去Paradiso，也許過去托尼奧就不會被撞。阿德烈側面詢問了另外幾位托尼奧的朋友，想知道當天大概的經過。大家的說法都差不多，但有一個人說托尼奧騎腳踏車返家的路線並不是通常他會走的路線。
阿德烈目前做出了一個情感的總整理。從兒子的死當中，他感受過哀痛、憂傷、驕傲、緊張、被遺棄、緊迫、羞恥、罪惡感、憤怒；但他更想知道事發的經過。
直到一段時間後，阿德烈某天一時興起，將梅楊撲倒在床，喪子後兩人終於又發生了親密關係。但兩人隨後很快就發現，自己是因為腦海中托尼奧的畫面揮之不去，所以才想要與對方做愛。同時兩人更意識到，不去想托尼奧的話性愛根本不會愉悅。這時兩人開始正視想要追根究柢的渴望。阿德烈與梅楊前往警局調閱各種檔案和影片，同時也向警方詢問了肇事者的細節。影片並沒有很清楚，而肇事者當晚也沒有酒駕。梅楊還前往當時托尼奧被送去的醫院，問主治醫生托尼奧在那樣的情況是否會感受到疼痛。
此外托尼奧的案件還與另一件事有著很不巧的吻合。阿德烈原本正在寫一本關於2009年女王節意外(註)的小說，裡面提到了這場意外的肇事車種是鈴木Swift。他們在警局發現，肇事者也開同型車。
阿德烈千方百計想要約見的珍妮，總算答應和阿德烈與梅楊見面。梅楊將托尼奧生前留下的照片通通列印下來，請珍妮來拿。但赴約前的最後一刻，珍妮反悔了，取消了見面。阿德烈與梅楊只能再度藉酒澆愁，而梅楊的媽媽無法從旁幫忙，還更鬱鬱寡歡，某天甚至萌生自殺的念頭，想與托尼奧共赴黃泉，自己站在馬路上被車撞。梅楊對此非常不滿，她決定再也不去看她媽媽。
梅楊心裡有個非常根深蒂固的想法：阿德烈一定還想要再生育後代，如果有機會和別的女人發展第二春，阿德烈一定會二話不說離開自己。阿德烈鄭重否認自己有第二春的打算。兩人經過討論後也意識到，再生育小孩並不是解決辦法。因為生養小孩需要無微不至地呵護他，這代表兩人將不可能再有自己的時間和空間。神秘女孩珍妮第二次總算願意赴約了。她告訴阿德烈和梅楊，托尼奧原本打算和她與其他朋友每週六都過去Paradiso，但那次所有的人都不想去(音樂難聽)，最後托尼奧就自己回家去了。珍妮也解釋了照片的來歷。他們兩人是在阿德烈自宅、托尼奧的房間拍下這張照片的，但當時托尼奧仍顯得有些害羞。珍妮離開前詢問阿德烈與梅楊是否可以之後再來看一次托尼奧的房間，兩人答應了。
阿德烈這時將自己從作品中抽離出來，審視自己的寫作。他寫道，自己還不能讓故事停在這裡就完成，他必須再等一段時間，將托尼奧的故事完整描述出來。此外，文史上也有不只一名作家經歷了喪子之痛，他自己也躲不了，只能面對了。
阿德烈與梅楊繼續重建事發當天的現場。首要問題是，托尼奧常戴的手錶不見了。他們總算勇敢走進托尼奧的房間，竟發現就在房間裡。後來他們查證，發現手錶的指針壞了數個月，所以托尼奧當晚沒有戴上。梅楊從此決定將這錶一直帶在身上。
下一步是去拜訪刑事律師。律師告訴夫妻倆，可以對肇事駕駛提告。律師出具警方所提供的資料，托尼奧當晚雖然喝了很多酒(酒測值0.9)，但駕駛也超速了(限速50 km/hr，他開70 km/hr)。夫妻倆之前對此消息毫無所悉，但他們不怪任何人，也不打算提告。阿德烈心中只有一個目的：繼續追尋托尼奧人生的最後一程。他怎麼騎車的？他在想什麼？為什麼沒有騎老路線？當時餓嗎，想嗑一個沙威瑪嗎？如果餓，是因為這樣所以沒有騎常走的路線嗎？想著想著，自己的罪惡感再度升起。他覺得自己對不起梅楊──他有能力將小孩生下、讓梅楊與自己分擔養育的辛勞，卻沒辦法將小孩帶到可以照顧自己，只能白髮人送黑髮人。
當晚他們收看晚間新聞，畫面就是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空拍景象。兩人正納悶自己當時有沒有被拍到、或者拍到馮德爾公園附近時，畫面隨即轉向球員訪問，第一個面對鏡頭受訪的球員竟然就是范佩西。想到范佩西的出現和過去的記憶，夫妻倆不由得感覺到托尼奧還在彼此身旁。
最後的後記裡，阿德烈告訴大家自己要為故事收尾了，但不能不提另外一件事。神秘女孩珍妮最後一次回來看托尼奧的房間時，夫妻倆讓珍妮獨自留在樓上的房間許久，兩人則待在樓下。不過珍妮下來時，卻坦承自己沒有踏進托尼奧的房間。阿德烈說，這是他想告訴珍妮的最後一句話：「是啊，我真的相信，逝者都會給生者留下某種力量的。」賞析：
本書雖然長達633頁，但卻棄用順時的方式寫作，而穿插了回憶在其中，並且加上自己思念獨子的想像，使本書讀來並不枯燥。
生者與逝者的關係在本書中大幅被探討，作者用各種角度發掘這些關係和作用，其中也包含了人性的不堪和嚴峻的生命考驗。儘管作者也是當事人之一，但憑藉著出色的寫作能力使得讀者感覺作者像是一個近距離的旁觀者，而非當事人。
另外這本書的封面也值得一提。乍看之下封面的照片是英國文豪王爾德(Oscar Wilde)，這張圖確實是王爾得的扮相，但實際上就是托尼奧自己，也是阿德烈夫婦寄給親朋的訃聞卡片封面所用的圖。托尼奧的個性是否像王爾德一樣，讀者無從得知，但從托尼奧沉鬱的眼神中看得出來多少沾染到了一些王爾德的特質。
托尼奧就像一般時下的荷蘭年輕人，喜歡與朋友聚在一起玩樂，但因為個性比較內向，使得身為爸爸的作者不時想到自己的兒子是否接觸異性有困難。這方面從書中看得出來，可能受到作家爸爸的細膩思維所影響，而使他不似其他同齡朋友那般，面對異性泰然自若。不過托尼奧的個性在本書中並沒有受到作家爸爸的批判。《托尼奧》出版後，范德海登表示正在撰寫續集，讀者可以期待范德海登之後的續作。
范德海登(阿德烈)在書中隱約有一個中心思想，也是身為作家的矛盾，更是身為爸爸的罪惡感：如果在描述托尼奧出事的時候，讓他早一秒或晚一秒出現、和誰在哪裡多講個一句話或少講一句話，也許托尼奧就能躲過此劫。但另一方面，范德海登也自承，這並不能改變現實的事實，這本小說的事實和現實的事實若有違背，這本小說將失去它最基本的前提。這似乎也讓本書得到了最道地自然的面貌，讓身為作家的爸爸替逝去的兒子發聲，並讓他們親密卻又遺憾的父子關係公諸於世。
事實上，托尼奧對爸爸阿德烈相當重要，甚至可謂爸爸的謬思來源。失去了他，阿德烈第一件事就是要為他寫安魂曲，否則寫作無法進行下去。阿德烈因此暫停了Kwaadschikt的撰寫，這本原定2011出版的書，問世還需要等等。
《托尼奧》讓許多荷蘭讀者驚訝，同時也十分心痛，像是文學界的一首父子輓歌。儘管如此，也有許多讀者質疑，六百多頁的篇幅是否有必要，尤其是讓讀者一次沉浸在如此深沉的傷痛裡。另外因為這本書獲得國家文學獎，許多荷蘭高中將本書列為指定讀物；雖然寫作手法相當高明──這也是阿德烈‧范德海登的強項，但篇幅仍讓許多學生吃了苦頭。
節錄：
(p.276, 277)
Altijd weer een wonderlijke ervaring, het opgetogen gepraat en gedrink tijdens de nazit volgend op een uitvaart. Ik probeerde er ook aan deel te nemen, maar zo op het onverschillige af losjes als ik me bij de begrafenis gedragen had, zo verkrampt bleek ik nu: misschien begon de pil uitgewerkt te raken. Ik probeerde de stroefheid met koude wodka's te bestrijden, maar mijn spraak bleef op slot.
我一直覺得，喪禮完畢後和親朋的談天是很享受的時刻。我這次也試著加入旁人的談天，但在自己經辦的(也是自己兒子的)葬禮上，我卻感受到非常緊繃。可能是我剛下肚的啤酒剛要開始發揮效力吧。我試著用伏特加來將這種粗糙的感覺制伏，但下嚥之後我的嗓音依舊像上了鎖。
(p.603)
Mirjam en ik zaten allebei, gespannen voorovergebogen, op de rand van de bank, alsof we op een wederopstanding van Tonio rekenden, gefilmd in vogelvlucht.
'Zie jij ons?' vroeg Mirjam.
'Te hoog, die helikopter,' zei ik.
De gele reconstructietekens op het plaveisel, de gekalkte omtrek van Tonio's lichaam, dat zou van zo'n hoogte allemaal nog zichtbaar zijn geweest, als het niet allang allemaal uitgewist was: door regen, door autobanden, of misschien wel door zo'n hogedrukspuit met een dampende chemische oplossing waarmee in de Kalverstraat platgetreden kauwgom van de klinkers werd verwijderd.
梅楊和我挪動身體往前、移到沙發前端，緊盯著電視螢幕。好似我們在電視畫面空拍中看到托尼奧復活了。
「你看到我們嗎？」梅楊問。
「太高了，直升機。」我說。
柏油路上的黃色警戒封鎖線、粉筆畫記的托尼奧陳屍處，這些應該都不會從這樣的高度看到。就算這些日子沒有刮風下雨、汽車奔馳，或是沒有畫面中這麼多人群，甚至沒有定期清掃路面的高壓清洗機用化學藥劑把馬路上的口香糖刨離，我們仍不會看到那些畫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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